首都法学教育研究（6）_米新丽_9787566317650

　　《首都法学教育研究（6）》是高等法学教师、司法实务界人士及律师等，为提高本科法学教育质量，如何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实务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而撰写的研究性论文集。

　　《首都法学教育研究（6）》基本涉及人才培养研究、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研究、综合研究等内容。

　　《首都法学教育研究》即将确定连续出版，编者希望我为它作一篇序。既然是为一本专事法学教育研究的辑刊作序，我愿借此机会，谈谈法学教育的目标。

　　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最简明的回答是：培养卓越的法律人才。最近，随着一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正式出炉，卓越法律人才再次成为法学教育界的一个热词。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学教育的研究者也许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卓越法律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卓越法律人到底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更形象地说，卓越法律人的肖像有什么样的特征？我想，也许只有把卓越法律人的肖像描述清楚之后，我们的法学教育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培养出值得期待的卓越法律人。在我看来，卓越法律人的肖像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描绘。

　　首先，卓越法律人应当内外兼备：既掌握法律内部的知识，也掌握法律外部的知识。所谓法律内部的知识，就是由若干法学专业课程所承载的知识。所谓法律外部的知识，主要是指与法律事务相关联的其他领域的知识，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多年来，当代中国的法学院主要侧重于传授法律内部的知识，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一个卓越的法律人，仅仅具备法律内部的知识是不够的。因为，法律知识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法律知识对应的社会现象却不是独立的、更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现象密不可分的。譬如金融法学知识，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知识，金融法学知识本质上是关于金融活动规则的知识。如果不懂金融，怎么可能成为金融法领域的卓越法律人？同样的道理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部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卓越法律人必须兼备法律内外的知识。因此，当代中国的法学院要培养卓越法律人，除了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法律内部的知识，还应当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法律外部的知识——那些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其他领域的知识，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当代中国的法学院只有加大法律外部知识的供给力度，才能更好地造就在法律知识上内外兼备的卓越法律人。

　　其次，卓越法律人应当知行合一：既具备与法律有关的知识，也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贯强调知行合一。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仅仅是知道某个道理，但如果并不能付诸行动，并不是真正的“知”，因为“绝知此事要躬行”。按照这样的传统，一个卓越的法律人既要掌握知识，更要具备行动能力——套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一个卓越的法律人不仅要有“解释世界”的能力，而且还要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当然，卓越法律人“改造世界”的行动能力主要是与法律事务相关的能力，譬如演讲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譬如现实感、分寸感、节奏感，特别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能力。当前，有一些法科学子，虽然初步掌握了一些概念、原理，但是，行动能力不够。不能周到地谋划，不能事先预计事态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这就叫“知而不行”。这种在知行关系上的跛足状况，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卓越的法律人。有鉴于此，法学院应当培养学生的行动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法学院应当开门办学，应当把更多的学习环节从课堂搬到法庭、律师事务所等实务机构，以此把法科学子培养成知行合一的卓越法律人。

　　再次，卓越法律人应当智勇双全：既具备法律方面的才智、才华、智慧、知识，同时也具备正义感、道德感、伦理观念、担当精神。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法律人的“智”解释为法律人的法理修养，我们可以把法律人的“勇”解释为法律人的伦理修养。譬如一个卓越的法官，既能够表现出超越于普通人的知识、智慧、法理修养，更要具备正义感、道德感、伦理修养。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仅仅具备“智”，也许可以成就一个娴熟、练达的“绍兴师爷”，却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法律人。如果仅仅具备“勇”，也许可以造就一个莽撞的张飞，亦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法律人。这就是说，有勇无智的法律人，很可能只能留下一座座荒凉的墓碑；只有智勇双全的法律人，才可能成功地树立起一座座正义的丰碑。因此，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既要给法科学生以知识的指引，更要给他们的心灵灌注正义感、担当精神。这就是说，要从法理修养与伦理修养两个相互依赖的维度，造就智勇双全的卓越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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