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_曹康等译_9787564173760

本书是介绍国际现代规划理论发展历程的专著。全书共分13章，第一章为对本译著专门撰写的特别序言及书评，其余十二章译自原著，为编者为三卷本共9个部分的原著收录的一百多篇规划理论经典论文所著的导言。

　　《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

　　杜威被公认为是“美国梦”背后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参见第2章、第4章），这一思想旨在通过民主组织与科学发现的联合，令美国的人权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朝着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向迈进（Dewey，1993;Menand，2002;Rorty，1998）。他还进一步详述了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希望，以唤起人们对19世纪美国内战时期四分五裂的状况和20世纪“一战”和“二战”那样的黑暗时代的抵抗。他强调了对待他人的尊重态度，认为这不仅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道德品质，应通过教育和民主形式的建设积极加以培养。全民全域的社会公平是杜威思想的核心，尽管如此他仍反对马克思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认为前者的决定性过强，后者则过于教条和武断。他的观点极大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计划，其思想也对理性综合规划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都于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规划课程上有详述（参见第4章）。他的思想间接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系统分析学家，他们反过来又鼓励年轻一代的规划理论学者重新拾起实用主义的传统，这其中以弗雷斯特（Forester，1989；1993）、希尔达·布兰科（Blanco，1994）和尼拉杰·维尔马（Verma，1996；1998）最为知名。到了1984年，霍克（Hoch，1984a；1984b）开始逐渐摆脱实用主义对规划领域的影响。但此时，任何对于实用主义传统的利用都需要承受针对早期实用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运用和发展的宽泛批判。

　　此次对于实用主义的“回访”是在美国哲学界开展起来的，而且主要是基于希拉里·帕特南、汉娜·阿伦特、理查德·伯恩斯坦以及理查德·罗蒂的研究③。杜威的著作强调了一种线性的进步概念，由于资本组织的“工业”模式如履薄冰并引发重组，这种概念与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越来越脱节（参见第6章），导致了对于科学探索、专家知识的过度强调，其代价是对公民的忽略。此外，杜威倾向于认为共同的社会和政治核心价值是存在的，这种与“成为美国人”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为此，他并不看重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复杂的、系统性的权力不公。然而，传统的实用主义强调的是被弗里德曼谓之“社会学习”的实践以及关注“情境历史”的重要性，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民主参与的协商模式和“协作”模式的激烈讨论（参见第10章）。

　　在规划文献中，上述民主实践的概念由于将社会假定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寻求保持共识而备受诟病。然而实用主义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认清了社会形成中存在的潜在冲突——“争胜”（Bernstein，1983）和“纷争”（Connolly，1987）。一些学者如弗雷斯特和霍克从规划的视角对此也进行了探讨，认识到价值观共识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通过就实际问题进行协作而形成的共识就足以使利益相关者“向前迈进”，找到认识和尊重价值观差异的途径。这一论断暗示了在实际的环境中，规划师和各类政策专家应做的远不止是在实践背景下提供一点专业知识，他们还要把道德表现付诸实践。规划领域的新一代实用主义者认为如何实现这一表现会影响到哪种民主政策会被制定。这里弗雷斯特（Forester，1993）认为在这一点上对于开放的、多方参与的民主政体的期盼存在着系统性滥用的现象.他援引哈贝马斯关于沟通实践中存在系统性的曲解的观点，建议规划师用可能的方式去质疑这种做法。这其中涉及认识“曲解”的含义，这一概念是由具有权势的行动者提出，采用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操作实践过程中涌现的系统性、嵌入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弗雷斯特把他的立场定义为“批判实用主义”（Forest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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