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系列教材：东西方管理思想史（第2版）_张文昌，于维英著_9787302318590

　　《现代管理系列教材：东西方管理思想史（第2版）》是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东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过程的教科书。《现代管理系列教材：东西方管理思想史（第2版）》以历史年代为主线，对影响比较大的东西方管理思想，代表人物前观点、主张进行系统介绍，以使学习、研究管理及管理思想的人们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世界主流管理思想体系，达到精通管理之目的。《现代管理系列教材：东西方管理思想史（第2版）》前六章介绍中国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第七、八章对日本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简短介绍，第九至十八章介绍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
　　《现代管理系列教材：东西方管理思想史（第2版）》可以作为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和本科生学习管理思想史的教科书，也可作为企业高层管理工作者研究管理的案头参考书。

　　《东西方管理思想史》一书，是系统、完整介绍东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历史的教科书。虽然管理理论现在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善了，但了解管理思想，特别是了解人类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从事管理工作、学习管理理论者，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在学习管理理论的人们，系统地了解一下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更是至关重要。俗话说：博古通今、以史为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都是说明学习历史的重要性。管理思想，早期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从早期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再发展到大工业时代的理性主义、科学化管理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目前我国管理思想史教材与教学工作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本书意在处理好这些问题：一是澄清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的概念。笔者认为，管理思想是人们看待和处理管理问题的认识、观点、主张，是人们对待和处理问题的思路；而管理理论则是管理思想的深入研究、理论化和系统化，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目前流行的西方管理思想史，以较大篇幅介绍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有些教材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不加区分，因此与管理学重复较多。本书将偏重于介绍东西方管理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简单介绍管理理论，并介绍近些年最新的管理思潮。二是处理好古与今的内容。目前的管理思想史教科书，大多是厚今薄古的，对西方古代管理思想介绍得过于简单，对于东方古代的管理思想只是一笔带过。本书将古今并重，偏重介绍一下工业革命之前的管理思想，以使读者对古代管理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三是处理好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容。目前的管理思想史教科书，比较多的是介绍西方管理思想史，很少介绍东方与中国的。即便讲到东方，也只是讲一两章，很简单。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学校里只讲西方管理学与西方管理思想史，而不讲或很少讲东方和中国的管理思想，似乎有些欠缺。因此本书以二分之一的篇幅介绍西方管理思想史，以二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东方的管理思想史。由于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成熟，本书只能大概介绍东方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更为详细系统地介绍有待于东方管理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尽量精干，尽量介绍前人的思想观点而少加评判，让读者去思考前人的思想与睿智。本书可以供企业管理类本科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管理理论、探究管理本源人士的案头阅读资料。任何一部好的史学著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成果。本书作者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与著作，例如孙耀君先生主编的《东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苏东水先生的《东方管理》，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郭咸纲先生的《西方管理思想史》，鲁友章、李宗正先生主编的《经济学说史》，刘淑琪先生的《当代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研究》,等等，其他主要参考文献一并附于书后，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与敬意！由于条件限制和观点差异，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同行批评指正。作者于泉城济南2007年2月

　　攫取的权势愈大和掠夺的财富愈多，则道德勃愈高。他说：“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人富而仁义附焉。”另一种是被压迫阶级的道德，它是以能否“平等报施”和“患难恤救”为标准。他称赞“布衣之徒”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
　　二、关于财富概念
　　司马迁所谓的财富，包括一切劳动生产品与货币，不管它们是资本或消费资料。尽管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曾尽力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加上一定的伦理限制，而司马迁却继承了先秦以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待财富的态度，即抛去伦理规范对财富的制约。他公开指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而且他还将对人们追求财富的分析扩大到非生产领域。让我们看看伟大的史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吧。他指出：
　　在朝的“贤人”深谋于廊庙，“守信死节”和在野的隐士“设为名高者”，都为的是归于富厚。“廉吏”做久了也变成富翁。“廉贾”的目的为了赚更多的钱；战士们“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是为了重赏。
　　赵女郑姬“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不外炫耀其富贵。渔人“犯晨夜，冒霜雪”，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为的是获得能满足他人口腹之欲的商品。赌徒“作色相矜，必争胜者”，是为怕失负而冀胜赢。医士及靠技术谋生的人“焦神极能”，为的是挣钱吃饭；贪吏“舞文弄法”不避刀锯之诛，为的是贪图贿赂。一切农、工、商贾和牧者都为的是“求富益货”。
　　他得出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与《管子>所谓“不推而往，不引而来”同为对经济社会中牟利活动的极深刻写照。所不同的只是《管子》专事描写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司马迁则泛指一切社会行为。在这里，司马迁的“经济人”观点跃然纸上。
　　然而他毕竟是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是合乎“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可是，他的财富观仍不免带上一点时代的烙印。他将富分为“本”、“末”、“奸”三类，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所谓“本富”，指农、林、畜牧所生产的财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获得的财富，而“奸富”则指通过“危身取给”才能获得的财富，如“劫人”、“掘冢”，“舞文弄法”，伪造文书之类。在这里“奸富”概念没有经济学意义不足取。但对司马迁来说，这一分类是必需的，因为他曾把犯罪活动也包括在追求财富1拘活动范围之内。从“本富”与“末富”的划分看来，他尚未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至少在名词术语的使用上还带有某些重本轻末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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