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碰撞与范式转变：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_温馨著_9787520122610

欧洲与中国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由来已久，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文明交流关系的动态发展及演变进程，能够为当下的世界提供重新审视近代中欧文明交流史的另一种可能。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组织与制衡、经济贸易沟通、科学技术发展、精神文化与信仰等与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相关的一系列因子为核心，通过此种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考察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相遇的范式转变。
在梳理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的基础上，本书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三位19世纪来华的德籍代表性人物之上：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代表的19世纪来华德国人通过不同的个人意识与在华经历对中国文明现状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并由此产生不同的文明范式。这些文明范式同时参与到19世纪欧洲人认知中国文明的范式过程中，从微观角度构建出“现代性”相遇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范式转换的宏观过程，使其具备更为丰富立体的维度。
本书由绪论、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章节构成：
绪论
一话题缘起与学术意义
二论文所涉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第一章欧洲与中国文明世界的联结
第一节古罗马至中世纪：欧洲文明之孕育
第二节从大航海时代至18世纪末：欧洲文明扩张之萌芽
第三节 16至18世纪：日耳曼与中国文明之交流
第二章 19世纪来华德国人及其旅华记述
第一节 19世纪德国对中国之渗入
第二节19世纪来华德国人所著旅华记述综述
第三节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之旅华记述
第三章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对中国文明现状的认识
第一节中国社会发展状况
第二节中国人之人性
第三节中国人之精神信仰
第四章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与中国文明的碰撞
第一节郭实猎的基督教文明范式：对中国之期待
第二节李希霍芬的科学技术文明范式：对中国之开发
第三节福兰阁的学术文明范式：对中国之尊重
第五章 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相遇的范式转变
第一节历史与个人因素双重作用下的文明范式
第二节三种文明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批判与发展
第六章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三节附录

序　“文明化”和有关中国的知识

一
19世纪，尽管在英语世界中，“Culture”一词与德语中的“Kultur”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其中所包含的“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含义，当然都是指当时欧洲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时的欧洲人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解读为自己的文化是文明的、优越的，而其他文化则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东方是异国情调的、神秘的、迷信的，这些是相对于西方的正统、理性和科学化而言的。实际上，源于欧洲的知识和世界观同样是“给定”的，这些所反映的当然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当人们学习、接受并认同某一特定知识的时候，与其说认同的是“知识”本身，不如说是认同了由权力核心所介入的这一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后现代的理论家甚至认为，知识并非真理的反映，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经过权力介入的知识带给人们的往往是判断力的削弱。因此，对19世纪以来汉学知识保持适度的怀疑，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一种态度。
19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汉学界，实际上一直为“文明化”的研究范式（paradigm of“civilizing” of China）所主宰着。作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由生长在中国的本土学者转移到长期生活在欧洲的学者那里之后，作为客体的汉学知识本身也经历着由欧洲汉学家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学术规范、学术兴趣重组的过程。在文明化范式的过程中，尽管这些汉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但主导思想却都是传播所谓欧洲的文明。
对此，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指出：
文明人有责任，甚或有义务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样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给蛮荒之地带来安定，宣传一种自认为正确的信条，或者干脆就是为野蛮人做好事。“文明布道”主张受到凡此种种理由和动机的滋养。“布道”在此不一定仅指传播宗教信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普遍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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