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精神医学与刑侦实务（第二版）_向静著_9787519738259

侦查机关掌握司法精神医学知识，对识别精神障碍、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的正确性、案件审理的公平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事司法精神医学与刑侦实务（第二版）》结合真实案例和作者亲身参与侦破的案件，从刑侦实务出发，综合阐述精神障碍与犯罪、识别精神障碍、参与司法精神病鉴定等刑侦实务，涉及精神障碍者犯罪的种类与特点、刑事侦查人员需要掌握的精神医学知识相关理论、刑警如何识别常见的精神障碍、如何调查取证、如何协助鉴定专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及刑警如何看待和审查作为法定证据的鉴定意见、如何管控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者等内容，可操作性强，对刑侦实务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第二版序
近半年来，在修订再版的《刑事司法精神医学与刑侦实务》时，我注意到，自2017年“武汉面馆砍头案” 、2018年“上海世外小学杀人案”后，严重精神障碍者暴力危害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随着心理亚健康、精神疾病发病率的升高，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2018年1月23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增强工作预见性，深化智能化建设,并专门强调为防控好公共安全风险，需落实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与监护问题。2019年1月15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并“加快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这反映了国家高层越来越重视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问题，不断强调在努力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同时，也需防范精神障碍者由于负性情绪积聚、内心冲突、人格的缺陷和扭曲、恐慌等因素导致的自伤及伤人的事件发生。
在国家总体安全观提出的背景下，社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严重精神障碍者肇事肇祸案件频发又是社会治安中的重中之重。2017年公安部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精神障碍者严重肇事肇祸案件的情况，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通报，每起案件致死伤人数5~19人不等，社会危害极大。这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些读者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咨询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包括如何评定疑难案件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办理精神障碍者相关案件等方面，折射出这类案件确实越来越普遍。其中我接触到的案件当事人双方，无一不感到巨大的悲痛与无奈，以及深深的困惑。作为一名耕耘在司法精神医学、犯罪心理学界的学者以及一名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师，我深切体会到，将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这三种学科紧密结合，是探索精神障碍者危害行为预防的必由之路。
在生物—心理—社会精神医学（biopsychosocial psychiatry）的框架下，随着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需要在大脑和心智这两个维度上来将精神障碍者看待为处在生物心理社会情境下的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去评定这个人的大脑活动、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主观犯意。美国著名精神医学专家葛林·嘉宝非常强调结合精神动力学观点来进行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他称呼动力精神医学为“一种用于诊断与治疗的切入方式，其特色为一种关乎病人与临床工作者双方的思考方式，包括无意识的冲突、心灵内在结构的缺陷与扭曲，与内在的客体关系等，以及思考如何应用当代神经科学的发现来整合以上这些要素”。近年来，功能性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的使用，让我们能一窥大脑功能；而“脑功能定量成像检查”，可基于近红外光谱成像（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技术，间接测量不同脑区的大脑皮层神经活动，达到研究高级脑功能的目的，并成功应用于精神病学的临床辅助性诊断，提供更有利的生物学指标，对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有辅助诊断价值。一直以来，精神医学领域一直缺乏客观的诊断依据，而NIRS技术的应用无疑使其有了突破性进展。可以想见，NIRS技术在司法精神医学及法庭科学领域的应用未来大有可期。
在章节的修订中，这一版主要完善了侦查人员如何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对精神障碍者所致案件进行科学的侦查取证，并完善了“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现状，同时增加了“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者的管控”一章。有公安战线的读者朋友曾经向我指出，本书对他们侦办特殊人群所致的刑事案件颇有帮助，但如果能将跟刑侦实务相关的部分更加细化或是单独出书就更好。其实我现在撰写发表的论文也在专章细化这一部分，但为了不改变本书的大框架暂未在这一版作更多的细化，相信另用专著完成这一构想指日可待。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梅传强教授对我的支持鼓励，他勤勉奋进、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也要感谢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康永乐警督对我的大力支持与有益建议。同时，我也要向一直以来无怨无悔支持关心我的家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向　静
于西南政法大学
2019年6月30日

第*版序
进入21世纪，精神医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就业压力增大的形势下，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呈急剧上升趋势。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者已达1亿人以上，重型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人，其中有30%~40%的患者具有暴力倾向，极易肇事肇祸，甚至酿成血案。目前社会上对于各类精神障碍者犯罪的法律处置与待遇的认识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只要有涉及精神障碍者犯罪的案件发生，社会民众、各类媒体记者、非精神医学的专家学者等众说纷纭，质疑不断，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如陕西邱某华杀人案、上海杨某袭警案、福建南平郑某生恶性杀人案、南京宝马肇事案等。
2010年1月世界权*杂志《自然》的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在该杂志撰文，提议将未来的10年定为“精神障碍的10年”。近年应用基因组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将把精神障碍重新定义为脑功能失调，从而改变了精神病学实践。对异常精神活动的研究是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之上的。“功能起源于结构”，“没有无生理基础的心理活动”。神经科学是过去20多年中发展*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它从分子、细胞到神经网络、心理等多个方面，对大脑结构、正常功能、异常病变进行综合研究，可望取得对精神疾病的进一步了解，揭示大脑的高级功能如思维、情感的奥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司法精神医学是刑事法学与精神医学的整合。笔者有11年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从事临床、科研、教学的工作经历，并一直从事神经精神障碍、认知心理领域的研究。自2012年在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任职以来，开始从事司法精神医学、犯罪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了积累案例，了解刑侦实务，在2015年到2016年，笔者到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代职，参与刑侦工作。在此期间，参与了多起精神障碍者暴力杀人案件的侦破和审讯工作。笔者发现，精神障碍者犯罪率逐年上升，精神障碍者所致的杀人案件已占到了命案总量的1/3左右。在司法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在对精神障碍者审讯、收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材料、诉讼审判过程中，侦查机关掌握司法精神医学知识，对识别精神障碍、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意见的准确性、案件审理的公平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由于刑侦人员对司法精神医学缺乏了解，办理精神障碍者犯罪的案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笔者开始探索如何将司法精神医学刑事法律方面的研究应用于刑侦实务的需要。
由于精神类疾病往往具有潜伏性和突发性的特征，如何准确地判断嫌犯作案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关键。有不少民众甚至司法人员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看不见摸不着，凭着几个精神病医生在事后随便问几个问题，就作出嫌犯作案当时患有什么精神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似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成分，进而认为，司法精神医学是一门“玄科学”。但实际上，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对司法精神医学知识缺乏了解。
在实际的精神病鉴定过程中，鉴定专家往往采取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鉴定方法，通过与被鉴定人会谈，在言语中把握他的认知模式、思维活动和行事特点，把握鉴定时的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在鉴定前，鉴定专家会阅读送检材料，了解详尽的案情经过、相关人员（包括亲友、邻居、同事等）反映的情况、侦查情况等在更大的维度上了解他的精神状况，并辅以相应的检测仪器和技术手段等，去无限逼近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去尽可能还原嫌疑人的精神活动。因此，在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提供的送检材料越是真实、准确、全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就越准确。
在刑事案件中，精神病人由于自我控制能力弱，作案具有对象不特定、地点不确定、时间不固定、手段特别残忍等区别于其他一般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这类犯罪对公共安全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很多重型精神病人自知力丧失，完全不能认识自身的精神病理症状，因而否认自己有病，拒绝治疗。在发生违法行为之后，有的表现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归案后供认不讳，但供述的作案动机荒诞怪异；有的病人并不“悔罪”，坚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使侦查机关很难意识到他们是精神病人，其诉讼权利难以得到保护。而近年来人格障碍（又称变态心理、变态人格）者犯罪的报道屡见不鲜，其作案手段极其恶劣，罪行极其残暴，主观犯意明确，作案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存在，作案后多有逃避侦查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人格障碍者作案往往有一些怪异的、常人无法理解的动机，有的还伴有精神症状，对侦查机关来说甄别其到底是人格障碍者还是精神病人有一定的难度。
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全面查明案情，维护社会公共安全，防控犯罪的职能。对精神病人违法案件的处理，侦查机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案发后如何识别涉案的疑似精神病人、如何询问涉案的相关人员、该从哪些方面调查取证、如何配合鉴定专家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如何看待和审查作为法定证据之一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意见，都直接关系到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豁免情况，关系到能否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同时保障特殊行为人的合法权益。而提高刑事侦查人员处理此类疑似精神病人违法案件的侦查实务技能，掌握相关的刑事司法精神医学知识尤为重要。
本书结合刑事司法精神医学，从指导刑事侦查实务出发，内容涉及精神障碍者犯罪的种类与特点、刑事侦查人员需要掌握的精神医学知识的相关理论、刑警如何识别常见的精神障碍、如何调查取证、如何协助鉴定专家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以及刑警如何看待和审查作为法定证据的鉴定意见、如何处理违法精神病人等实务研究，旨在帮助刑事侦查人员重视并提高司法精神医学的相关知识水平并运用于刑事侦查实务，为刑事侦查人员正确高效地处理此类特殊案件提供理论依据。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尽可能地让笔者深入一线，及时、全程地跟进每一起疑似精神病人的犯罪案件，对嫌疑人进行犯罪心理画像、参与制定审讯策略、协助收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材料、现场观摩鉴定过程等。他们表现出对司法精神医学的重视和求知精神，更鼓励笔者道“司法精神医学并不是一门边缘学科，而应成为指导刑侦实践的主流热门学科”，这些是激励笔者笔耕不辍*终成书的主要动力，特此向支队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司法精神医学专业人员、公安和司法人员、法律工作者、政法院校师生、精神卫生机构管理和从业人员、行为医学科学、心理学工作者及关注刑事司法精神医学的各界人士。
由于研究水平有限，时间紧迫，本书难免有错误和疏漏，敬请各位同人不吝指正！
向　静
2016年6月
于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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