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类学(舍勒作品系列，刘小枫主编）_（德）舍勒，刘小枫　著，魏育青，罗悌伦　等译_9787303169481

　　舍勒思想以其哲学人类学最富盛名，但舍勒为何要提出哲学人类学构想，其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舍勒的整个思想建构是从现代性问题出发的，其哲学人类学构想亦如此。对人的观念嬗变的关注，是舍勒的现代性思想的重要基点。凭着展开一种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的综合学术，旨在推出一种新的与市民时代有内在联系的哲学，确立一种能埋葬市民时代的思想方法的具有规范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舍勒哲学人类学的远景。

　　“哲学人类学”是舍勒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的哲学构想，通过致力于实现这一构想，舍勒使得“哲学人类学”一度成为20世纪欧陆哲学中的显学。“哲学人类学”这个术语当时在德语学界虽然已流行一百多年，但并未明确成为一种哲学流派的代名词，因此，史称舍勒为哲学人类学的创立者。然而，舍勒在自己的哲学探究的盛年时期为何要从现象学转向“哲学人类学”，其问题意识是什么？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已经包含哲学人类学意图，这不仅因为康德写过《实用人类学》，更重要的是，康德自己宣称，他的哲学体系最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这个设问看起来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个基督徒或犹太教徒或我们受西方启蒙教化之前的中国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无论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儒教的传统教化都已经规定“人是什么”。康德提出“人是什么”的哲学设问，基于启蒙哲学废除了所有习传宗教的教化——反过来说，只有当启蒙哲学废除了习传宗教的教化，才会提出“人是什么”的设问。舍勒把“哲学人类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构想的标志性名称，因此意味着，他的整个思想建构的出发点是现代性问题。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舍勒就已经意识到，必须重审近代以来启蒙哲学式的人的观念。关注人的观念的现代嬗变，是舍勒思想在一开始就有的着眼点——《论人的理念》（1913）、《论悲剧性现象》（1913）、《女性运动的意义》（1913）这三篇论文就是证明。同样初次发表于1913年的《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一文表明，舍勒的这一着眼点受到当时有影响力的三位思想家（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的激发，然而，从《论人的理念》一文中可以看到，舍勒的人观明显与这三位思想前辈不同，他把人理解为天生的“宗教人”显然具有传统的基督教色彩。《论悲剧性现象》对所谓人的“悲剧性”的现象学分析，尤其突出了人之在是精神之在的哲学立场。不过，在同年发表的《女性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天生的“宗教人”的传统观念明显遭遇到困难——毕竟，“女性运动”是对人的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
　　随着对现代性问题探究的深入，舍勒逐渐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实存类型转变或“人的观念”的转变：古代文明的“人观”已然彻底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困惑不解”。现代性标明的不仅是政治秩序、经济制度或知识系统的转变，更是人自身的转变——人的身体与心性气质的内在统一体构造本身的转变。人自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尺度的转变，以至于在现代生活世界中，人的个体身位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位。
　　在深入涉猎近代哲学和新兴的现象学、社会理论乃至新兴的实验心理学、生理学之后，舍勒最终将自己的哲学构想命名为“哲学人类学”，既没有用现象学也没有用社会理论的类似名词，显然出于自己的哲学考虑。换言之，在各种新兴学科的知识原理纷然杂陈的时代，对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知识原理来把握现代性的根本问题，舍勒曾经历过长时期的困惑。近代西方人性观的基本要核是对人的自然冲动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定位，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所谓“自然人性”的论说。凭靠这一论说，启蒙哲人不仅推翻了传统宗教对人性的规定，也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推翻君主政制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如果我们熟悉自霍布斯到卢梭的自然状态论，这一点不难理解。在舍勒身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反动，德语学界流行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舍勒称之为“本体生机心理学”），这些论说无不把人的精神溯源于人的“本能冲动”（Drang）——凡此都不过是近代人性论的结果而已。作为哲人，舍勒无法认可人的“本能冲动”具有形而上学的地位，他始终相信，人之为人在于人天生是精神性的动物。可是，面对近代以来西方人性论重新定位人的自然冲动的强劲势头，舍勒又感到无法否定人的本能冲动的本体论地位。于是，舍勒把“本能冲动”与精神（Geist）设定为两个互不依赖的形而上学谓词，两者的二元性张力成为舍勒设想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构成要素。凭靠这一“本能冲动与精神”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舍勒得出这样的看法：在现代之前，人性观的基本格局是精神抑制本能冲动，在现代之后，人性观的基本格局是本能冲动抑制精神——“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是舍勒对现代性所下的简洁明了的著名定义。可以说，舍勒最终要提出“哲学人类学”构想，是因为他不得不对西方近代人性论作出让步——或者说，不得不对现代性思想作出让步。在舍勒去世那年，《人在宇宙中的位置》（1928）作为其哲学人类学的标志性著作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宗教人的观念明显削弱，人的本能冲动因素则明显加强。
　　尽管如此，“本能冲动与精神”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仅仅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构想的起点而非终结点。对于西方近代人性论引导出来的所谓“市民精神”，舍勒深恶痛绝。舍勒的哲学人类学的建构意图带有对现代文化的道德批判意识：为了化解现代人性论的巨大强势，舍勒力图建立起一种有能力埋葬现代市民精神的哲学思想。把握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舍勒哲学人类学的关键命题：人之身位既非纯粹的精神，亦非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动姿性的“生成”（Werdung）——所谓精神之生命本能冲动化和本能冲动的精神化。这意味着，“本能冲动与精神”的形而上学二元动态结构的失衡，才导致现代人丧失自己的精神身位。
　　由于不幸过早病逝，舍勒雄心勃勃的哲学人类学构想未能在生前完成，广为流传的小书《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不过是这一构想的一个极为简要的说明。直到1987年，哲学人类学构想中最重要的形而上学部分的手稿才整理完成，作为《全集》十二卷出版。《知识形式与教育》（1927）和演讲稿《“谐调时代”中的人》（1927）均属于舍勒的晚期论著，理应被视为其哲学人类学构想的组成部分。这两篇文稿分别论述的是教育学和政治学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构想具有哲学体系的性质。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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