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由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钱穆、王云五、陶希圣等史学大家倾力襄助,一部空前权威的中国古代战争通史,两岸军方分发军中将校阅读的第一读本,16年编纂,5年修订,18巨册,500万言,800幅地图,中国现代史上顶尖军事专家和史学名家的集大成之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台湾三军大学,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第二章 刘裕灭后秦之战及篡晋
一、灭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伐秦,十月克洛阳,翌年九月破长安秦灭。
二、篡晋:义熙十四年正月,刘裕自长安还至彭城,翌年八月裕至寿阳,元熙二年(418年)六月还建康,十一月篡晋。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参看附图6-2156-216)
东晋方面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刘裕既诛刘毅,即就江陵计划伐蜀。十二月,遂命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裕妻之弟),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统兵西上。又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并授龄石以方略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事已见前),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内水即今涪江,外水即今泯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今绵阳县),以备内道。若向黄虎(今射洪县界),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仍虑计划泄漏,为谯纵所知,乃别为函书封付龄石,而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上引《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
初裕谋伐蜀择帅而难其人,裕以朱龄石有武略,又练吏职,欲用之。众皆以龄石资名尚轻,难当重任,裕不从,竟以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兵二万余入蜀。既而毛修之固请随从伐蜀,裕恐修之至蜀,多所诛杀(毛璩兄弟家人皆为蜀人所杀);且土人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实与军事不利,不许其请。裕之选将可谓有明鉴矣。
义熙九年三月,刘裕以伐蜀之部署既定,还抵建康,而诸葛长民又既诛戮(均已见前卷),内难尽除,乃上表用桓温土断之法。刘裕此举,乃在军事政治并进也。
六月,朱龄石军至白帝(今奉节县东南),启刘裕函书视之,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从中水(今沱江)取广汉(今广汉县治),老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于是,龄石令诸军倍道兼行而进。谯纵闻晋兵进袭,果遣谯道福将重兵守涪城(今绵阳县),以备内水。龄石军至平模(今彭山县南),距成都二百里,谯纵方知之,急遣其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谯说,率万余人,驰至平模夹岸筑城以拒之。龄石乃谋于刘钟曰:“今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猝至,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贼阻兵守险者,是其惧不敢战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来,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此求战不获,军食无资,二万余人,悉为蜀子虏矣。”龄石从之。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城,则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龄石率诸军急攻北城,克之,斩侯晖,谯说引兵走南城,南城自溃。龄石遂率诸军舍船步进。谯纵又遣大将谯抚之屯兵牛鞞(今简阳县西),谯小苟塞打鼻(彭山县南十余里之打鼻山)。时臧熹亦至牛鞞,击抚之斩之,小苟闻之亦溃。于是,纵诸营屯,望风奔溃。是月初五日,纵遂弃成都出走。其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初九日,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余皆安堵,使复其业。(上引《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晋书》卷一百《谯纵传》)
蜀失平模,谯道福在涪城闻之,急引兵赴援,谯纵往投。道福见纵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将安归乎?人谁不死,何怯之甚也!”因以剑投纵,中其马鞍,纵乃去,自缢而死,巴西人王志斩其首送于龄石。
谯纵既去,道福乃谓其众曰:“蜀之存亡,实系于我,不在谯王,今我在犹足一战。”众皆许诺。道福遂尽散金帛以赐众,众受之而走。道福亦逃于獠中。巴民杜瑾执送于龄石,斩之于军门,全蜀皆平。诏以龄石进监梁秦州六郡军事,十一月,刘裕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镇汉川。仇池公杨盛所置之梁州刺史苻宣乃还仇池。于是东晋势力复达于汉中。(上引《晋书》卷一百《谯纵传》)
义熙十年二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民心,长子谯王文思在建康,好通轻侠,太尉裕恶之。义熙十年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史,诏诛其党而宥文思。休之因上疏谢罪,请解所任,不许。裕执文思送休之,令自训厉,竟欲休之杀之。休之但表废文思,致书陈谢,裕殊不悦。裕忌晋室强藩,遂有除休之之意,乃以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庐江、安丰、历阳)以备之。
是年,司马国璠兄弟,聚众数百,自北徐州界潜度淮,夜袭入广陵城,青州刺史檀祇领广陵相,国璠兵直上听事,祇惊出,将御之,被射伤而入,谓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击五鼓,彼惧晓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国璠兵果退走。先是,义熙六年六月,司马国璠,及弟叔璠、叔道俱奔秦。秦主兴问曰:“刘裕方诛桓玄辅晋室,卿何为来?”对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辄除之,方为国患,甚于桓玄耳。”兴遂以国璠为扬州刺史,叔道为交州刺史。至是,国璠兄弟遂袭广陵。(上详《晋书》卷百十八《姚兴传》)
义熙十一年正月,太尉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遂发兵击休之。是月,诏加裕黄、领荆州刺史。于是,裕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以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刘穆之兼右仆射,事无大小皆谘决之。又以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今江宁县西。即在建康东门至蒋山之间)。刘裕一面部署建康之防卫,一面于是月二十七日发兵建康西上亲征休之,于是,刘裕再攻江陵之战以起。
司马休之府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闻裕与休之将战,乃逃归建康。是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裕所容,因与其子竟陵太守轨起兵响应休之。二月,休之乃上表罪状刘裕,勒兵拒之。裕又密遣使遗休之录事参军韩延之函曰:“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之驱逼,一无所问。……今在近路,是诸贤济身之日,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兰艾杂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怀诸人。”裕欲离散休之内部,然后以兵临之,故有是函。但延之复书大骂之。刘裕乃使参军檀道济、朱超石(龄石之弟)将步骑出襄阳;遣其婿振威将军徐达之,率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为前锋,出夏口向江陵;又令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今湖北省安陆县西),立桥聚粮以待道济。道济等积日未至,鲁轨遂袭击虔之杀之。达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江陵县东)兵败,达之、允之、渊子皆战死,独蒯恩勒兵不动,轨复乘胜攻之,不克乃退。是时刘裕军至马头(今江陵县南之江南岸渡口处),闻达之等战死,怒甚,乃于三月二十九日率诸将渡江进攻。司马休之遣鲁轨及其子文思将兵四万,临峭岸布阵以拒之。裕军士无能登者。裕乃自被甲欲登,诸将谏不从,而怒愈甚,太尉主簿谢晦趋前抱裕,裕抽剑指晦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时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裕令藩冲登峭岸,藩有疑色。裕命左右执来欲斩之。藩顾曰:“正欲击贼,不得奉教。”乃率军而进。以刀头穿岸容足趾,爬腾而上,军士随之而进,遂直前冲阵。休之兵不能当,稍引退。裕率军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溃,乃克江陵。休之、宗之北走,鲁轨退守石城(今钟祥县)以拒之。裕命阆中侯赵伦之,太尉参军沈林子攻石城,而遣武陵内史王镇恶率舟师追休之。五月,赵伦之等破石城,休之、宗之救之不及,遂与轨俱奔襄阳。宗之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休之、宗之、轨、文思,及新蔡王道赐、梁州刺史马敬、南阳太守鲁范等,遂皆奔秦,王镇恶追之,至境而还。于是,诏加太尉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以兖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刘裕以道怜贪鄙无才能,乃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南郡相,以辅之,诸事皆谘决焉。
是月(五月),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至河西王蒙逊,谕以朝廷威德,蒙逊遣舍人黄讯诣龄石,且上表言:“伏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愿为右翼,驱除戎虏。”是为刘裕准备伐秦之先声。
八月,刘裕还建康,固辞太傅州牧,其余受命。及以其世子豫章公义符为兖州刺史。至此刘裕之异派完全肃清,乃再转其力对外而伐秦。(刘裕致韩延之函见《晋书》卷三十七《司马休之传》,蒙逊上表见《晋书》卷百二十九《沮渠蒙逊传》)
北方各国方面义熙七年六月,乞伏公府(国仁子)以其不得立,弑河南王乾归,并杀其诸子十余人,走保大夏(今甘肃省临夏县东南),平昌公炽磐,遣弟广武将军智远、扬武将军木弈干等率骑三千讨之。又命其弟昙达为镇京将军镇谭郊(乞伏都谭郊,故以谭郊为京师——今临夏县西北),骁骑将军娄机镇苑川(今甘肃榆中县东北),炽磐自率文武及民二万余户迁于枹罕(今临夏县)。是时秦人多劝秦主兴乘乱取炽磐。兴以伐人之丧,非礼,不纳。夏王勃勃欲攻炽磐,亦为其部下谏止。乞伏炽磐遂自称大将军河南王。其后炽磐屡破吐谷浑,又继蒙逊攻南凉之后,而乘机灭南凉(义熙十年七月),炽磐势遂大盛,因复称秦王。
同年十月,仇池杨盛叛秦,后秦主兴自将讨之,败还。复遣将军杨佛嵩攻夏,战败,为勃勃所擒而自绝。于是后秦之国势益衰。
同年同月,沮渠蒙逊迁于姑臧,即河西王位。按蒙逊于是年二月攻南凉,克姑臧,南凉王傉檀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碾伯县)。旋蒙逊复攻乐都,傉檀送质请和,于是蒙逊之势大盛。
义熙九年三月,夏王勃勃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名曰统万(今陕西省横山县西)。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不合礼制,且古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言帝王系天为子,其徽赫与天连也。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言其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
综上以观,当刘裕讨司马休之时,后秦姚兴之国势已衰,沮渠蒙逊及乞伏炽磐相继而起,互攻未已。魏此时亦以连年霜旱之灾,云代民多饥死,乃东连北燕,南和后秦。夏王勃勃亦尝西连蒙逊,东连北燕,以进行其南侵后秦,西击西秦国策。此时北方形势,极有利于刘裕之北伐,而司马休之、司马国璠等,晋宗室之反刘(裕)人物,皆已奔秦,将为裕之后患,故遂引致其伐秦之战焉。
第二节 战场地理形势及作战方略(参看附图6-2176-218)
一、地理形势
刘裕伐秦之进军中,其所必须攻取之要地,计有许昌、滑台、南邱、仓垣、荥阳、虎牢、阳城、洛阳、渑阨、潼关、武关、峣柳关,其最后目的地为长安。至于刘裕之战略进军,乃以主力(水军)一自淮泗开巨野(桓温北伐之故水道)入河,一自寿阳出项城趋许昌,一自汴水至荥阳,一出商丘向荥阳,会师洛阳。然后溯流水陆并进以向潼关;别以少数一部兵力入武关,牵制秦军。刘裕所以作是项战略进军部署者,似鉴于桓温伐秦时,以主力入武关,卒因越秦岭之险阻,后方粮食之补给不继,以致全军挫顿于灞上,遂功溃一篑也。兹将上述各要地,及当时黄河之经流状况,述之如下:
许昌:即河南今县,伐秦南路(即左翼)之师,沿淝、淮,出伊、洛,必经之重地。东南距项城,西北距洛阳均二百余里,水陆交通俱便,为远道行军中继站之一,与洛阳、项城,同等重要。许昌,春秋时许国,战国为韩魏二国境,秦属颍川郡,汉初为韩国地,寻属颍川郡,东汉末,献帝都许,曹魏曰许都,晋为颍川郡,后魏因之。《方舆纪要》云:“州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平宽,耕屯有赖,曹操挟天子于此,北并幽冀,南抗吴蜀。说者曰: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而控虎牢,不乏山谿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
滑台:即今河南滑县治。为伐秦北路水师必经之重地。白马津、灵昌津皆在其附近,自古为大河津渡处。其地虽无险阻,而以交通要道,仍富军事价值。刘裕留兵驻此,亦所以监视魏军南下。自是之后,至于南北朝,滑台成为黄河中游军事重镇。
商丘:即河南今县。其地东接彭沛,南连谯寿,为淮黄间之重镇。《方舆纪要》云:“府(清为归德府治所)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春秋时,宋以亡国之余,争长于山东诸侯者数百年。楚汉之相距荥阳成皋间也,彭越为汉徇梁地,往往攻下睢阳、外黄等城,绝其军后,破其积聚,楚是以败。景帝时,七国之变,梁实当其冲,吴楚兵不敢过而西,卒以破灭。后汉初,刘永擅命于睢阳,号召东方,居然强敌。晋永嘉以后,中原沦丧,王师出于彭城,梁宋为必经之道。而刘、石、苻、姚,亦由此以震动淮泗。”盖兖豫间一大都会也。
仓垣:仓垣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县西北,古汴水北岸,城临汴水,后秦之兖州刺史治于此,为沈林子自汴入河必经之地,亦为黄河中游重要之水陆都会,即开封之前身也。唐韩宏曰:“大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东。”可以知其地略之价值矣。
荥阳:故城在河南荥泽县西南十七里。地为关中、洛阳东来大道,自古为洛阳东方之重要战略要地,楚汉战争即相持于此。
虎牢:在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地据嵩山大河之间,为洛阳东方最重要之关隘。
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县西北有辕关,为洛阳东南关隘,自古为用兵要道。《汲冢周书》:禹都阳城,后居阳翟(今禹县),春秋时郑栎邑,战国属韩,自新郑徙都此。秦置颍川郡,汉初封韩王信于此,后仍为颍川郡,晋属河南郡。《战国策》,张仪曰:秦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史记》:沛公伐秦,南出辕,汉三年,从辕至阳城。孔颖达曰:辕山在缑氏县(今偃师县南二十里,春秋时滑国)东南三十里,道路险阨,自古为控守处。晋兵自阳城进入洛阳,必经辕道,道凡十二阪,迂回曲折至为险峻。
洛阳:此地“为周之旧都,秦置三川郡,汉置河南郡于此,东汉都之,改为河南尹,兼置司隶,魏晋相继都之,并置司州。”《读史方舆纪要》曰:“府(河南府)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武王谓周公,南望三涂(三涂山在嵩县。一云三险涂也,谓虎牢、辕、崤渑),北望徽鄙,顾瞻有河,奥瞻伊洛,此言洛阳形胜之祖也。”
渑阨:《读史方舆纪要》曰:“三崤山亦曰二崤(一名嵚崟山),在今河南府永宁县(今洛宁县东北)北六十里,其地或谓之崤渑,或谓之渑隘,或谓之崤塞。后汉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汉,恶南路之险,更开北上高道,自后行旅皆从之。《据地志》: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崤山,俗亦号为文王山,在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许,其山幽阴可荫,有回谿阪亦即东汉初冯异与赤眉战处(在今洛宁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回谿,今俗所谓回坑,在永宁县东北,长四里,阔二丈五尺。《明统志》:即东崤山阪也,行者畏之,曹公开北道,嗣后遂以北道为大路。《元和志》:自东崤至西崤,长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纯是石阪十二里,险不异东崤,此二渑皆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指函谷新旧关而言)。《舆地志》:二崤山连入硖石界,自古险阨之地也。今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渑池西七十里)、陕州、灵宝、阌乡,而至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行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
潼关:即陕西今县。“东至阌乡县六十里,古桃林塞也。王氏曰:自灵宝以西,潼关以东,皆曰桃林。潼关,秦之门户也。”
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为由襄阳南阳入长安要道。《方舆纪要》云:“旧为秦楚之衿要。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邓入秦者,必道武关;自武关而至长安四百九十里,多从山中行,过蓝田,始出险就平。夫武关之于潼关,犹阴平之于剑阁也;然阴平僻而险,武关迳且易,故尤能为秦患。志曰:武关之西,接商洛终南之山,以达于岍陇;武关之东,接熊耳、马蹬诸山,以迄于辕,大山长谷,动数千里,倘逋逃者视为渊薮,秦楚梁豫之间,患未有已也。杜笃云:一夫守垒,千夫沉滞,武关之谓乎。武关至蓝关,皆须越秦岭山谷之险阻,故是二关者,亦秦之门户也。”
长安:即今西安市。周、秦、汉、唐,皆以长安为国都。至今犹是西北一大都会。《方舆纪要》:“周为王畿,东迁后属秦。始皇置内史郡,汉初为渭南郡,寻复为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此为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改京兆尹,与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后汉因之。三国魏改尹为守,后为秦国,又为京兆国,晋为京兆郡,后没于前赵,刘曜及苻健、姚苌相继都之。《方舆纪要》云:府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凭高据深,雄于天下。张良曰: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汴河:刘裕遣沈林子自汴入石门(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汴河,亦曰汴渠,即汳水。其上游为古之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荥阳曰浪荡渠,东流曰官渡水,又东经大梁城北曰阴沟,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曰鸿沟。按汴渠故道有二:一为古汴河故道,由河南之旧郑州、开封、归德北境,经江苏旧徐州合泗入淮,即《水经注》:汴获二水之道,元时为黄河所夺。今淤。一为隋以后汴河故道,由前故道至商丘县治南,改东南流,历安徽之宿县、灵壁、泗县入淮,隋炀帝往江都,唐宋漕东南之粟入京师,皆由此。”(详《水经注》)
二、作战方略
桓玄篡晋之后,刘裕一举而复之,遂得掌握晋廷大权。裕志欲代晋,乃陆续肃清内难,消灭异己,翦除宗室。一面翦除晋之宗室,一面消灭异己者刘毅、诸葛长民等。至于伐秦,仍谋立威于国外政策之延续也,是以伐燕伐秦,皆志在篡晋而已。其伐秦之战略如下:
一、乘魏内顾不暇(详见下节崔浩言)后秦姚兴已卒,内忧外患交相煎逼之际(其事见次节崔浩之言),(一)举军之主力,自淮、泗,凿巨野入河。在主力未进入大河之前,先使其前锋军王仲德、王镇恶、檀道济等,略取许昌、商丘、滑台等地,以掩护主力军南北翼侧之安全与开主力军之进路,然后用刚柔并举之策略以对魏,遂能挥军西进;并利用淮泗及河水,以为后方运输补给之便利,保持其大军作战之持续力。(二)遣数千人使沈田子傅弘之自襄邓南阳入武关,以牵制秦军。
二、既克长安,乃与夏王勃勃媾和,又使沈田子监制王镇恶,欲借此以确保关中。
三、挟凯旋之大军与声威以篡晋。
至于后秦方面,其抗拒刘裕可谓艰巨备至,内须对姚懿、姚恢之相继反叛,外须对晋、夏之交逼。故在此种内外交困之情势下,仅能谋固蒲阪、崤函、潼关及武关、蓝关诸险而已。且由于多方面受敌,蓝关、武关等地之兵力,亦极寡弱。
在此一战争中,谋取关中者,尚有夏、魏两国,夏魏两国谋取之方略,简述如次:
一、夏王勃勃谋关中方略:乘刘裕还军之后,进取长安。先遣游军进据青泥、上洛(今蓝田县蓝关及商县)之险要,并遣军据潼关,绝晋水陆之路,以断晋军之救援,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而挥大军进取之。夏王勃勃用王买德此一方略,遂轻取关中,而实收刘裕灭秦之果焉。王买德之策,详见本章“战后之政局”节中。
二、魏谋关中方略:刘裕克关中不能以荆扬之化化秦,其因“人情未治,趋尚不同”,必不能久守。夏王勃勃亦以“结怨四邻……终当为人所吞食”。于是,“魏之于秦地,可坐待而有之”。崔浩此策(详见次节),尤具远见,故关中洛阳,终为魏有。魏取此等地区,另见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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