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是研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中心任务的变化，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书以此定性和划段为依据，设置绪论、十章和结语，构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框架和教材体系，展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全貌，明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
王树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共北京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理事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编写课题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3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与重点项目各1项等；出版专著、主编教材15部（套）、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等。
绪论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
第一节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萌芽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诞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式创立
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在国民革命中初见成效
第一节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尝试
第二节教育农民投身国民革命
第三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萌芽
第三章土地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艰辛探索
第一节工农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
第三节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节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完善
第一节掀起全民族抗日的浪潮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
第三节延安整风是党内教育的伟大创举
第四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
第五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夺取抗战胜利
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
第一节动员全国人民参加解放战争
第二节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内教育
第六章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推进
第一节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
第二节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节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方位展开
第四节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思想政治教育探索过程中的两种趋向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的全面推进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教育的
严重挫折
第八章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与科学化进程
第一节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和学科化
第三节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第九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
与时俱进
第一节各条战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推进
第二节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
第三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发展
第十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
开拓创新
第一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稳步推进
第二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与改进
第三节科学发展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第四节中共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结语
第二版后记
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萌芽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也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正式开端。
第一节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萌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将马克思及其学说介绍到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萌芽阶段。
一、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传入
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发展阶段，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却面临危机。作为民主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希望找到既能发展资本主义又能医治其弊病的药方，于是纷纷从事社会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企图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中国书刊首先提到马克思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人克卡朴著、胡贻谷译的《泰西民法志》（原名为《社会主义史》）。此书专门辟有“马克思”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书中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有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昂格斯（即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1899年2月（旧历己亥正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录、英国进化论者颉德著的《大同学》（原名《社会的进化》）第一章，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3期发表《大同学》第三章，其中写道：“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虽然把马克思的国籍都弄错了，但马克思是工人领袖和著《资本论》却是事实。
最早在著作中引述马克思名字的中国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次年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都附带提到过马克思（译作“麦喀士”），并分别在两文的注释中称：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但梁启超并未对马克思学说作介绍。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和《浙江潮》分别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日本人福井准造著）和《社会主义神髓》（日本人幸德秋水著）的中文译本，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学说。同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刊登了署名“大我”的文章《新世界之理论》。该文对马克思（译作“埋蛤司”）、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译作“万国劳动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了介绍，并赞叹道：“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
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比改良派有所前进。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杂志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末“马克司所著书”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1906年1月，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以及《资本论》作了较多介绍，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尽管朱文对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多误解，但其贡献不可抹杀。1912年10月，孙中山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
另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刊物也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如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曾在1908年第15号上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序言的译文。该刊第16~19号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译文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本。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连载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大部分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只是零星的、片面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社会影响微不足道。介绍者由于理解程度、翻译水平和阶级立场等原因，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信奉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则是抱着预防资本主义弊病的主观愿望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认为中国可以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少，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具备阶级基础；二是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三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袖们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国家的传播。
二、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早
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和认真思考后，开始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促使了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传播创造了条
件。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赵世炎、恽代英、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董必武、陈潭秋、向警予、何孟雄等，他们相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之良方，阶级斗争是改造中国之手段，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种醒悟，只能推动而不能代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了解。因此，系统地、全面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
（一）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刊物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新出版的刊物达400多种，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前所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曙光》、《时事新报》、《星期评论》、《国民》、《今日》、《建设》、《解放与改造》、《新社会》、《互助》、《武汉星期评论》、《劳动界》、《女界钟》、《共产党》、《湘江评论》、《新湖南》、《觉悟》、《励新》、《广东群报》、《中华新报》、《星期日》、《新空气》、《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报刊，不但思想内容新颖，而且文字生动活泼，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犹如一阵飓风，极大地震动了神州大地。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先驱。1918年，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结局，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比较法、俄两国革命的区别，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把十月革命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号召中国人民迎接新世纪的曙光。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在第16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鲜明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和他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这是在中国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此后，李大钊又陆续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侧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对帮助当时进步青年克服普遍存在的“教育万能”等唯心主义倾向，起到了积极作用。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从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增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首次刊载《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并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的摘译和考茨基、河上肇等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晨报》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陈独秀是又一位有很大政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4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肯定十月革命“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0420。。12月，他为《新青年》第7卷第1号起草《本志宣言》，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独秀文存》，24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1920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前途。9月，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更明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改革方案的积极探索，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因而被誉为“知识界领袖”、“新思潮明星”、“政治革命前驱”。在他的主持下，《新青年》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的两年间，共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37篇，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和“青年之益师良友”。
各地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同程度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如广州的杨匏安，1919年11月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年10月至12月，他又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文章，对社会主义各流派作了介绍，使人们在鉴别中了解马克思主义。李达是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留学生。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的时候，他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发表。他在1920年夏回国后，继续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主编《共产党月刊》。李汉俊于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翻译和写作，于1920年9月出版《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还发表了《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30多篇论文和译文。年仅19岁的张闻天1919年8月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中的“十条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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