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义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不均等的现象、原因及其影响。本书作者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教育过程中的不均等现象以及由此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社会平稳发展产生的潜在影响。
在中国，义务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权利立法，到2016年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回首来时路，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来描述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和均等化的过程，再恰当不过。
根据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我国提出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的目标，希望到2020年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并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①，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为75%，小学净入学率为99. 9%，初中毛入学率为104%，这说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要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地方部门，从学校到老师和家长，都深感无力。现实的状况是，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不均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一些大型城市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择校和“学区房”的问题重重，出身决定一生命运的隐忧困扰着弱势群体的家庭。
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均衡是市场出清时的完美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价格均衡，还是资源配置均衡，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状态，即使能达到，也常常是稍纵即逝。如何兼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从数量均衡到质量均衡？如果有，在中国这样一个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较大的转型经济国家里，什么路径是较为稳妥而有效的？除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以外，如何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发达地区、优势群体以及普罗大众自觉自愿地为义务教育“均等化”作出努力？
教育的公平和均衡，是教育的理想境界，也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难题。以美国为例，1965年美国实行平权教育运动，后续的“美国援教”计划（Teach for America）、特许学校体系KIPP（Knowledge Is The Power Pro-gram）、布什在2002年初签署实施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No Child LeftBehind Act）以及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解除特许学校数量限制”计划。在这些“平权”运动中，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手段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但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十年，美国教育机会不平等日益加剧，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OECD发布的PISA①测试（阅读、数学和科学）表明，美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低于一般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忧虑。当然，世界上一些国家有着令人羡慕的教育，他们似乎找到了通向教育均衡的途径。例如芬兰，在这个北欧国家，教育均等化的意识深入人心，其基础教育的质量也令世界瞩目。在历年的PISA测试中，芬兰的表现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观察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经过比较分析可以了解各国为推动教育均等化所做的努力和选择的路径，但要真正把握其中的发展逻辑，尤其归纳出普适性的一般性规律，还需要借助严密逻辑体系，通过建立理论框架，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假设、用实证数据验证假设，得出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逻辑主线是义务教育均等化的“what-why-how”，沿着从概念、问题、假设、证据以及结论和观点的思路展开。本书共五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义务教育均等化的含义，从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出发，结合目前的相关学术研究，探讨从不同视角研究义务教育均等化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回顾了我国义务教育均等化的历史过程，分析了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均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介绍了行为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讨论了行为经济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着重介绍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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