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汉语言文学基础课系列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_童庆炳编_9787303100972

　　一、经典文本阅读；二、相关问题概说。如果说前者是“一斑”，后者则是“全豹”，两者相呼相应，取长补短。于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而且如此一来，那种“六经注我”的编写思路也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新思路。我们相信，这样一种编写思路可能更合理，更稳妥，也更符合教学规律。因为对于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与其让他们一开始就接受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有时甚至是教条化了的理论，不如让他们直接面对二三十篇经典文章更有价值、更有成效。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倡导，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深入生活”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有一大批文艺家离开机关，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作家柳青为写《创业史》第一部，从1952年起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六七年之久。在那里，他亲身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仔细观察和研究了农村的各种人物及其关系，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对此，柳青曾深有体会地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中国有句古语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这个意思。搞文学创作，不要搞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搞得再漂亮，也是不扎实的。”
　　对于作家来说，深入生活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必须指出，深入生活应该成为作家主体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成为一种行政命令驱使作家走进生活。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可能会激起作家的逆反心理，达不到深入生活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讲话》诞生于特殊的战争年代，所以当毛泽东号召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时是为了解决当时创作的实际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农兵那里有生活，深入生活就是深入到工农兵那里。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讲话》的理解非常机械，于是虽然取得了许多创作成就，但作家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最终让作家无所适从。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认为，作家路遥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之后的创作谈里所说的那番话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在这里，路遥首先肯定了生活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其次又认为作家占有生活、感受生活和体验生活的方式又各有不同。这样来理解“深入生活”这一命题，应该说是符合创作规律的。
　　一、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入到这一关系之中。第一，政治影响文学；第二，文学介入政治；第三，文学远离政治（文学自律）。
　　1．政治影响文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中，虽然文学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两者均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往往集中体现了该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政治都居于主导地位。这样，政治影响文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对文学的影响。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了自觉地代表和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政党。政党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在组织和发展本阶级的事业时，对于能够广泛影响群众思想感情的文学不会不闻不问。相反，它一定要努力发展本阶级的文学，为本阶级总的事业服务，并对敌对阶级的文学采取反对态度。这样，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往往会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指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样，文学便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政党影响文学的情况由此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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