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妇女》中，克里斯蒂娃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她凭借在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人文学科理论上的广博知识，抓住母性和性别差异的主题，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理论性强，由于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中国妇女》较为艰涩难懂，《中国妇女》的论述立场也曾受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质疑，在有关殖民主义理论、身份和统一性等等问题的讨论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由于客观翔实的记录部分，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74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该年5月，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论坛《原样》（Tel Quel）的一员，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菲利普·索列尔（PhilippeSollers）以及《原样》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人对中国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产生了大批的相关著述。克里斯蒂娃应法国妇女出版社之约，当年就发表了这本纪实游记。
本书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全书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记录客观翔实，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尔，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真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个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他们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造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教授（Julia KristeVa，1941一），原籍保加利亚，法国著名符号学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师和小说家。现为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文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爱情传奇》（1983年）、《感性的时间：普鲁斯特和文学体验》（1994）、《反抗的未来》（1998），天才女性系列如《汉娜·阿伦特传》（1999）、《独自一个女人》（2006）以及《德瑞莎，我的爱人》等，论述多达二十余种，曾经提炼出互文性、诗性语言等重要术语。她多次获得人文社科类的重要奖项，如1997年获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勋位骑士勋章”，2004年获得“霍尔堡人道奖”和“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2008年还发起了“西蒙·德·波伏瓦女性自由奖”并担任评委会主席。
再版序言 这就是中国
初版序言
第一部分 来自这一边
第一章 谁在说话？
第二章 性别战争
第三章 圣言的处女
第四章 在时间之外
第五章 不愿意存在的我
第二部分 中国母亲
第一章 身处中心的母亲
第二章 儒教——食女人者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
第四章 政党与妇女
第五章 《婚姻法》（1950年）。民主与爱情。身处指挥部的女人们
第六章 采访
第七章 历经新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条
译后记
当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写下我的中国经历时，我的脑海中不断萦绕着一个特别的场面。它使我每每敲击键盘时都犹豫不决，同时又激发着我。我无法对它视而不见，我力图使它在每一页都清晰可见，它就是以下旅程见闻中的关键。
有一天，我们驾车来到离六朝古都西安40公里开外的一个县城——户县。那天光照比较强烈，途经一条被烤得炙热的公路时，我们沿途看到一些戴宽边竹帽的农民，有几个无人看管的小孩，正在静静地玩耍，还有一辆柩车，旁边簇拥着两队男人，肩上扛着平行的杆子。到达目的地时，按计划我们去看广场边一个建筑物里的农民油画展，我们注意到，全村的人都来到广场上了。他们呆在阳光底下，默默地等着我们，一动不动。他们眼神平静，甚至没有好奇，但有些稍微流露的愉快和渴望，极具穿透力，看得我们几近透明。很明显，这种眼神是属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不去辨认我们是男是女、金发还是褐发、年轻还是年老、脸或身体的这个或那个特征。他们仿佛只是遇见了一些古怪无害但是荒诞的动物，这些动物没有侵略性，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这个种族，他们把我们看成另一个人种了”，我们中有人说。翻译说：“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村子的外国人。”他对我们的反应总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像在纽约或者巴格达那样，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类人猿，一个火星人，一个他者。三小时后当展览厅的大门打开让我们的车子驶入时，他们仍然站在那儿，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愉快的或渴望的——眼神平静而锐利，表情疏离、一言不发，使我们不知不觉又退回到我们的“陌异性”(etrangete)里。
田野人类学家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你是一个不同的人种”。但是，对于来到中国的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震惊，这种震惊来自一个既不异域也不“原始”的社会，和任何“原始思维”也没有什么联系；相反，它来自我们所谓的“现代民族”，它提出了“现代问题”，其中还极易辨识出一些在我们看来落伍的或者令人不安的东西，即某种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东西——东欧制度。在这块土地上我不迷惑，因为至少我在那些红卫兵那里，看到了自己在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时期度过的少年时光，也唤醒了我对自己亚裔先人的记忆。这个国度是一个轻松跨进了现代世界的发达文明，却还保留着一种任何异国情调都无法调补的特殊逻辑，因此有一种陌异感长存其中。
我认为，今天中国革命的作用——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就在于在我们关于男人或历史的普遍观念之中，使我们得以穿过这一缺口(“这里有他者”)。如果对这个缺口视而不见，那也没必要去中国。显然有人发现了解决方法：其一，他们通过塑造“保卫我们”的中国，来填补这个深渊(在我们西方，如果有人证实中国人在模仿、反对或者忽略我们，我们就有了一项或革命或修正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事业，这一事业还将得到巩固)；其二，或者塑造“反对他们”的中国(即反对那些恶意歪曲中国的人们，这些人想迫使中国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服务于“我们的”)。塑造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的老斗士深谙其道。这一解决之道可对他人提供服务或压制，但它总是促使发现“他者”的这一机会丧失；对他者的发现，带来了机会去追问那些几乎难以察觉却令人不安的、此时此地的新问题，但我们总是丧失这些机会。
试图去勾勒所有的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社会的轮廓，确定户县农民们那种复杂凝视的含义，那不是我的目标，也是无用的。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做，除了回应我的目光，对于他们，我也不敢表达出所谓普遍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或虚假的殖民文明。这里，我要突出的是形成我们和户县人之间鸿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方面——中国妇女、中国家庭的传统以及当前的革命。我如此选择，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我的印象中，诸位专家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近况证实，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家庭的角色都具有特殊意义，而这为尊崇一神教的西方所不解。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就是尝试着理解导致它独特的根源，即试图理解我们在户县产生的疏远感。如果我们对女人，对她们的状况和差异性不敏感，我们就会错过中国。那也就没必要对中国感兴趣，我们将走在人前，无法聆听背后户县广场上的沉默；即便最好的情况，有人注意到了这种沉默，充其量也只会觉得麻木、苦恼或者难过，选择永远地与他们隔绝，努力遗忘他们，最终，得以凭同样的方式遗忘整个中国，或者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理解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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