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_彭斐章 _9787307030305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点，以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为导向，借鉴国外有关书目情报理论与方法，坚持教材的科学生，先进性，系统性，应用性原则，力求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论术。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书目情报概念基础，书目情报需求结构，书目情报资源配置，书目情报文献揭示原理，书目情报文献编原理，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策略、书目情报系统控制，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资源开发，书目情报产业研究，书目情报服务评价和书目情报服务管理等。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它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经验总结的阶段后，于20世纪开始步入理论发展阶段。迄今，它已经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在21世纪到来之际，开展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是适应传统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转变的需要。
    目录学是一门智慧之学。目录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文献、知识紧紧相联，与学术密不可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到清代，目录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吸引着文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从事其研究，他们将目录学看成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这些都强调目录学是人们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自然会望洋兴叹，因而需要解决一个读书从何下手、阅读的先后缓急，以及什么该精读，什么只需浏览的问题，这就要借助书目作为“舟楫”和“向导”。可见，读书治学，宜得门径，得门而人，事半功倍。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人们学会怎样在文献和知识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知识的本领，这种本领是终生受益的，正如俄罗斯诗人、文献学家布留索夫在其《论目录学对科学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有人说，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因此，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须掌握起码的目录学知识，作为读书治学的入门知识，泛舟书海的向导，科学研究的指南。目录学家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要使“目录学成为最通俗之常识，人人得而用之”。
    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科学。时代呼唤目录学走向社会，要求目录学以整个社会文化为背景，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前进。在目录学的发展进程中，探讨目录学的时代特征，已成为目录学工作者永恒的主题。每逢社会变革的转折关头，都有学者承担目录学与时代这一命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录学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1956年美国学者路易斯。莱德纳（Louis N．Ridenour）在伊利诺依大学图书馆学年度讲座上提交了《科学时代的目录学》的重要论文。同年，在探讨20世纪目录学发展方向问题时，图书馆自动化的先驱，拉夫·萧（Ralph R．Shaw）
    也发表了题为《20世纪的机器与目录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研究进入了“科学时代”（age of science）。20世纪80年代，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兰开斯特（F．w．Lancaster）和陈钦智教授都提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正进入“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目录学与时代，如《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目录学的时代性与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特征》。这些论文都在探讨“信息时代的目录学”这一命题。90年代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始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通常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导致全球性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这次信息革命将用人类已有的最新最尖端技术，涉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及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进程。1997年4月召开了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随着中国邮电、教育、金融等网络的运行和“中国信息”等工程的启动，我国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变化。1998年4月，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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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书目情报生产现状
    书目情报生产状况是一个国家对信息资源开发、加工、管理和利用水平的重要标志。分析我国书目情报生产现状，找出薄弱环节并探讨改善措施，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书目情报生产水平，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国家书目的生产
    国家书目是全面系统地揭示与报道一个国家出版的所有文献信息的总目录。目前世界上已有百余个国家编辑出版国家书目。我国现行国家书目有三种：《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和《中国国家书目》。其中《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由版本图书馆负责编辑出版。《全国新书目》创刊于1950年，其后编辑单位和刊期几经变更，自1973年至今为月刊。《全国总书目》则是在《全国新书目》基础上编制的全国综合性目录，1973年以后基本上按年出版。《中国国家书目》由北京图书馆编纂，于1987年问世，出版了1985年、1986年、1987年印刷本。后因故搁置，1994年又恢复出版，编印了《中国国家书目（1992）》，同时决定从此形成制度，每年出版上年度的国家书目，并逐步回溯1988～1990年版，使之最终与《中国国家书目（1987）》相衔接。除了现行国家书目外，我国自1978年后还编制了两部大型回溯性国家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民国时期总书目》。
    近年来我国国家书目的编制质量有了较大进步。在国家书目编制中，除了撰写提要这一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外，文献著录项目也比较完备，且渐趋规范，如《中国国家书目（1992）》已完全按照ISBD和我国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在分类体系方面，80年代开始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有利于实现书目工作的标准化、自动化，有利于国内外书目情报的交流与共享。《中国国家书目（1992）》还用《汉语主题词表》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文献进行标引。在检索入口方面，我国国家书目开始编辑题名、著者和主题索引。但以书目情报产品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国国家书目还存在一些缺陷，比较突出的是以下几方面：
    （1）文献信息网罗度不高。如《全国总书目》，只著录正式出版物，不收内部书、停售书和非正式出版物。即使是正式出版物，《全国总书目》的网罗度也不理想。20世纪80年代初尚达80％左右，而近年来随着出版量增大，网罗度却降至65％左右。《中国国家书目》对文献的网罗度也不高。《中国国家书目（1993）》收录1992年出版的图书5．2万余种，而该年全国出版图书92 910种，网罗度约为56％。
    （2）报道文献的时差太长。《全国新书目》报导周期为一个月，落后于发达国家现行国家书目的一般报导周期（一周），及时性较差。同时从征集已出版图书的样本到编目、出版这一整套程序，使《全国新书目》对它所反映的图书大大滞后，而《全国总书目》的滞后更长达二、三年。报道时差太长，影响了作为现行书目的情报价值。从1990年9月开始，《中国国家书目》开始用计算机编制每月两期的速印本，可向国内外提供卡片式、书本式、磁带、磁盘、光盘等多种书目产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书目报道文献时差过长的缺陷。
    （3）报道文献重复。《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和《中国国家书目》所收录的文献大多是重复的，它们之间如何分工配合，怎样协调关系，已成为我国国家书目面临的新问题。
    2．集中编目
    集中编目是通过对文献信息流的集中揭示，向各图书情报单位提供标准编目数据，以避免编目工作的重复劳动，并为编目工作标准化创造有利条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进行图书集中编目的机构，大都由国家图书馆承担这一责任。
    我国的图书集中编目工作始于1958年，由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组成中文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编辑组，开始向全国发行目录卡片。中断几年后，1972年由北京图书馆恢复此项工作。1984．年，集中编目款目卡片开始依据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进行著录，标志着我国集中编目走上了标准化轨道。1985年，集中编目款目卡片又在采用《中图法》、《中图法简本》、《科图法》标引三种分类号的同时，以《汉语主题词表》为依据标引主题词，从而提高了书目信息的使用价值。
    我国集中编目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数量不足，对图书的覆盖面太窄；二是卡片与书不能同步发行，因而用户订购的铅印卡片中平均有30％以上不能使用，致使集中编目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图书馆联合起来，与书商相结合，将联合采购与集中编目结合起来，不仅做到随书配卡，而且采用计算机先进技术手段建立了标准化的书目数据库，为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打下了基础。这一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
    3．联合目录的生产
    联合目录集中地揭示和报道多馆藏书特点及其分布情况，是促进图书情报单位之间开展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而也是一种重要的书目情报产品。世界各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联合目录编制。70年代以后，西方联合目录开展大规模合作并转向计算机编目。
    我国的联合目录编制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1957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成立全国联合目录编辑组，使我国联合目录进入有组织大发展的时期。从1958年至1966年，编出全国性书刊联合目录27种，地区性联合目录300余种，参加协作的图书馆达700多个，基本上形成了联合目录报道体系。可惜这一进程由于“文革”而中断。“文革”后，联合目录工作逐渐恢复。1980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联合目录工作会议，提出了报道体系的方案，制定了组织章程和选题规划。近年来我国联合目录出现利用计算机编制的趋势，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机编西文图书联合目录》。1993年起又用该计算机系统为国家教委文科文献情报中心编辑《西文图书联合目录》。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联合目录是我国书目情报系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文革”后，联合目录工作虽有恢复，但很缓慢，尤其是全国性联合目录至今尚未恢复，主要是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加上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各系统之间协调困难。尽管有过一些地区性、跨行业的合作，但因缺乏统一领导和稳定的经费支持，这种合作编制的联合目录不能形成稳定的产品，且覆盖面小，质量不高，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4．专题书目的生产
    对于在特定范围内挑选文献的读者来说，系统地揭示与报道某一特定学科或某一科研课题的专题书目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书目情报系统中，专题书目可谓蔚为大观。据柯平博士统计，1949～1992年，我国编辑出版的书目索引单行本共7 682种，其中专题性书目索引6 213种，占总数的80．9％〔4〕。
    专题书目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学科布局不平衡。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历史领域的数量较多，其他领域数量较少；自然科学中工业技术书目索引占主导地位，其他学科书目较少。很明显，在专题书目领域中，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落后于技术学科，这固然和国家工作重心有关，但也说明在书目选题上缺乏规划，产生重复劳动。
    5．检索刊物的生产
    检索刊物（索引、文摘、题录）在帮助人们快速、准确、全面地获取和利用原始文献及各种信息资源方面，比其他类型的书目情报产品具有更大的作用。检索刊物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平。因此，各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检索期刊的建设。据统计，全世界检索期刊有4 000多种，文摘索引机构1 5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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