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新模式（第二版）_诸大建，刘淑妍，王欢明，等著_9787560855868

　　《政策分析新模式（第二版）/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是在2007年1.0版基础上修订的2.0版。修订中对前一版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改与补充，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基本上为全新撰写。全书分为导论和三大篇，导论概括提出了政策分析新模式的三个部分10个观点。第一篇是关于政策分析的主体研究，阐述了四类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能作用，以及在政策运行中，促进政策有效改善所需建构的相互间的制度和责任关系。第二篇关于政策分析的过程研究，试图基于PSR（压力-现状-反应）模型，完整建构“问题提出-方案形成-政策执行-影响评估”的综合政策分析过程。第三篇涉及政策分析的领域研究和影响研究，分别以上海市的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和世博会公共服务为案例，对政策分析新模式的运用进行分析讨论。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图-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1994-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等。围内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以及哈尔滨、南宁、贵阳、苏州、宁波、嘉兴、嘉兴、佛山等城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国际兼职有瑞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Ecologic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等SCI、SSCI杂志的国际编委，英国Ellen Mac Arthur Foundation（循环经济）和意大利Enel Foundation（能源政策）等基金会和瑞士跨国公司Firmenich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专家委员会成员。
　　
　　刘淑妍，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身）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2005年为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环境与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2011-2012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有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分析、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与政治等。围绕研究领域已在《政治学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编著3部，系列丛书1套。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近20项。

　　例如，中国地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相对特殊的身份、地位、职能和行为。一方面，作为政府，它是国家行政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作为所有者，它又是国有地方经济的投资人和保护人，使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它是中央政府的执行者，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领地”。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所处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有时甚至是从国有地方经济的更狭隘的局部利益出发，借口地方经济特别是国有地方经济的特殊性，在政策导向和利益趋向上向地方经济倾斜，忽略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具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有权支配地方财政收入。二是中央事权的下放提高了地方政府调控，管理及组织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三是地方政府有权制定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法规。这些都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如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大量的财权和事权，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权、物价管理权、物资分配权。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利益主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然会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决策，而地区利益的获得机制将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地方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利益获得与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成正比的，但有时其自身的利益又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矛盾的，关键在于地方官员政治晋升中的零和博弈。周黎安（2004）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这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通过政策制定、奖惩、政策优惠等利用其在政治决策、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政治晋升、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要求。
　　地方企业。任何企业都有长期生存发展、高额利润回报、获得良好企业形象的利益诉求。企业希望通过降低成本、规模经济、产业集群、延伸现有业务的范围、填补现有市场和技术基础的缺陷，减少壁垒及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希望政府能够制定有利于资金、物资、信息、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快捷流动的游戏规则，建立规范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加强消费品市场的规范统一等。如果政府在此过程中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企业或者通过以脚投票，或者通过行业协会，积极与政府沟通、依靠法律、依靠舆论监督等方式实现利益要求。
　　居民。居民对政府的利益要求是，是希望能提供就业、改善经济状况、获得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高质量的环境保护。他们一般依靠政府部门、依靠社区集体、依靠舆论监督和法律实现利益要求。
　　特殊利益团体及个人。特殊利益团体及个人有着对环境和污染的关注、对地方活动的贡献、行动对社会负责、倾听社会团体意见和利益要求。在国外环境保护组织往往通过示威游行、抵制消费、游说等一系列的活动促使地方政府负担起环境责任。70年代末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环保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一些重要的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广泛的胜利，并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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